[[12]]同前注〔7〕，后向东书，第74页。

当然，服务行政理念仅仅是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来源，同样不能作为警察行政活动的规范基础。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并制止家庭暴力。

近代的法理念从拥护市民社会的自主和自律出发，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加以二元区分。[62]相比之下，纠纷解决帮助义务条款中虽然也有应当一词，但在辅助性原则的调控下，该条款所能派生出的具体警察义务较为有限，警力资源配置的难题相对不那么突出，认为该条款采纳了法定主义原则，并无不妥。[68] 当代的大陆法系警察法通说，以裁量权收缩至零的法理，为便宜主义原则下的警察裁量权划定边界。按照行政法的一般理论，警察的强制性、权力性活动受法律保留原则约束，即警察的职权行为应当以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依照法律所设定的行为要件及效果来实施。[27]职权性介入与义务性介入亦可能发生关联，警察履行介入义务，时常需要借助人民警察法第2章规定的强制性手段，但职权性介入与义务性介入仍有本质的不同。

从规范层面来看，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规定，警察同时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也分别对应了服务行政理念的两种目的。[40]参见孙丽岩：《行政执法中的非强制行为分析》，《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第73页。因此，从这种类型的过程中产生的规范的合法性登记将更符合程序性和协商一致的民主方法。

数字时代已经呈现出冲突法的特征——各国之间具有不同规则，确立了进一步趋向国内主权自主运行的事实。21世纪初，我国宪法学界开始关注现代科技发展与宪法学的关系，试图对这一虚拟领域进行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在消极情况下不愿意表达时，也有同时获取信息的自由。此外，从数字主权的角度来思考，我们需要超越凯尔森提出的规范等级理论的经典金字塔模式，走向互动的网络理论。

例如，当 Facebook 用户权益受侵犯时，不论散布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受美国法院管辖。这种权力的重组就提出了线下行政部门的未来存续问题，现有的窗口行政是否会因为效率较低、可及性较差等局限而走向消亡。

[2]参见[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任何网络的技术架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政治选择。关键词:  规范性 数字规则体系 宪法秩序 数字国家 一、法律规范体系由层级性向交互性的转变 20世纪上半叶，法治模式的前提是自主的法律体系，规范的自主生产为其主要特点之一。面对技术的飞速发展，言论自由展现出对未来的适应性，在宪法层面产生了新的内涵。

诸多社交网络或互联网平台，在使用条件中明确了管辖纠纷适用公司成立地点。（三）基本权利保障方式的场域变迁 网络改变了公民与法律之间以及个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数字革命也是权利的革命：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均受到较大影响，整个基本权利体系遭遇了折叠和变迁。[26]参见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总体看来，我国最初网络领域立法是被动而无序的，[46]但数字技术逐渐加强了标准的质量保障。

目前的改革策略聚焦于在公共政策中注入数字人权价值，强化数字人权的权益平衡，确立公法与私法的双重保护机制，注重场景化的人权保护，促进空间上的国际合作，进而促进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宪法的一大功能在于秩序整合与价值渗透，在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寻求价值共识。

传统宪法学不适应技术的情况逐渐显现，国家—法治—强制的社会调整模式逐步转变为以社会自律为特征的调整模式。[49]或许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权力不会消失，只是不应该再在一个单一的主权焦点中寻找，而是在权力关系的多重性中观察，这些关系与行使权力的领域密不可分。

五、走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数字国家？ 宪法作为人民主权和公民个人自由的基本保障，追求连贯性、安全性、稳定性和服从性的价值，规范等级的价值允许从理论的角度追问法律约束力的来源。计算机科学家提出了互操作性的问题。但行政权力实际上发生着性质异化：在一个网络中，谁知道或可能采取最有效的行动，谁就获得了权限。[50] 现代国家大多以强国家的面目示人，代表了以自我复制和雇用大量精英的官僚制为基础的强国家类型。云计算案例说明宪法和法律规范的生成、变动越来越不会聚集在政治权力手中，立法过程会逐步去中心化分散化，程序也会更为复杂和不可预期。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生命健康的目的为包括个人数据采集、国家信息监控在内的各项数字疫情防控措施提供合法性基础。

宪法委员会暂时在自由的拥护者与盗版的反对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比较脆弱的平衡关系。国家需要通过有效的治理来寻求技术与信任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迈向技术与信任相融合的数字时代。

[25]通过对网络中立性进行探讨，在认识网络架构的基础上，我们对平台国家化的现象理解更加深刻，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一种准公权机构影响社会发展，[26]也进一步影响了宪法配置权力的有效性。正是这种关系导致规范产生的主体多元、形成的秩序呈现动态化，并与宪法规范的安定价值产生了背离。

[47]参见马长山：《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此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到我国科技领域立法的过程，从抽象的层面来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能在审议中表现出规避科技风险的立场。

除了 AI 司法过程的不可还原性导致的黑箱效应，数据与算法作为 AI 司法生态的重大环节也并非无懈可击。[10]与此同时，专门研究与立法生产相关程序模型开始出现。[35]参见周辉：《算法权力及其规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6] 数字秩序的产生是以自组织机制为基础的，法律秩序的创造则是意志行为的结果。

但是，应用程序辅助立法也遭到了基于立法民主正当性的质疑，是人民代表立法还是技术立法成为新的诘问。数据的大量产生之后，作为处理数据的算法也会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因此，在国家参考之外，为了掌握网络的规律，有必要观察新的权力分配。与此同时，宪法规范兼具缜密性和有限性。

当然，两者基于价值基础的共识仍然可以进行调适。在下游，对公民、目标公众或特定专业部门的大规模调查将丰富对法律应用的监测以及对立法和公共政策的评估。

从法律本体到基于统计分析或人工智能的自动决策系统，许多整合了法律和技术的工具已经被开发出来。宪法学者的话语媒介和内容已经被数字世界所改变，宪法实施的未来也必须回应科学技术的发展。[38] R. Carré de Malberg, Contribution générale à la théorie de l'état, Sirey,1962. [39]参见[美]弥尔顿· 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周程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很多国家试图通过协商产生一个网络空间共同体均认同的规范。

金字塔不再足以代表互联网法律体系的复杂性，这种状态威胁到法律安定性原则，宪法体系中的规范有效性被分解了：平台国家化与国家平台化的相向而行、国家权力配置出现改变，公民基本权利的认知和保障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所有机构和所有政治家都可以使用网络，一个直接和分散的信息生产系统现在正在发挥作用。

互联网的出现，产生了从规范的自主到规范的互动性的转变。[46]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开发与推广，并在政治、文化、生态以及公共管理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网络监管、行政执法和司法一度面临法律制度安排严重缺失、网络治理领域失规失范的困境。

目前，在很多国家，新的数字标准制定过程中正在发生关于起草宪法和法律的宪法辩论，这些数字参与过程将成为通过宪法和立法文本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32]这种以代码为核心的技术治理形成一种有别于国家的主权，主要通过验证、痕迹追踪、信息筛选、加密等手段来实现。